1956年7月24日,紀念丁窈窕、施水環殉難70年

黃春生牧師

1956年7月24日,丁窈窕、施水環遭國民黨威權政權槍決,至今已屆七十年。

七十年過去了,槍聲早已沉寂,但歷史留給台灣的傷痕仍未完全癒合。

白色恐怖不是抽象的歷史名詞,而是一個又一個家庭被撕裂、一個又一個生命被奪去、一個又一個孩子失去父母的真實故事。丁窈窕與施水環,正是其中最令人心碎的兩位女性受難者。

「我媽媽不是壞人」

丁窈窕,1927年出生於台南,曾任職於台南郵局。她遭逮捕時已懷有身孕,入獄後在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看守所產下一名女嬰。

那裡不只是監獄,也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等待審判、流放或死亡的地方。由於不少女性政治犯倉促被捕時無人照顧幼兒,看守所甚至設有托兒所,許多孩子就在鐵窗與槍聲中長大。

1956年7月24日,是丁窈窕生命最後一天。

當天,她正在縫衣廠工作,三歲女兒就在旁邊與其他孩子玩耍。一位女性獄官前來通知:「妳有特別接見。」

她以為家人來探望,便高興地抱起女兒走向門口。然而等待她的,不是親人的擁抱,而是冰冷的手銬。

獄方當場將她雙手反綁。年幼的女兒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,只是死命抱住母親,不斷哭喊:「我媽媽不是壞人!你們不要槍斃她!」整個工場陷入死寂。

所有受刑人低著頭,不敢看這一幕。獄警強行將孩子拉開,她又跳上母親背後緊緊抱住。獄方折開她的雙腳、掰開她的雙手,她仍死命抓著母親衣服,甚至咬住母親衣角,哭喊著:「我媽媽不是壞人!」

最後,她被強行拖離母親,甚至把母親一撮頭髮扯了下來。這位三歲女孩,從此再也沒有見過母親。丁窈窕,年僅二十八歲,被押赴馬場町刑場槍決。沒有任何孩子,應該在三歲時就知道「槍斃」是什麼意思。

一封封寫滿信仰的家書

同一天被槍決的,還有丁窈窕摯友——施水環。

施水環同樣是一位年輕女性,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。

她自1954年10月遭羈押,直到1956年7月24日遇害,共被監禁十九個月,留下六十八封獄中家書。

這些家書,今天已成為研究白色恐怖最珍貴的人性見證。

第二封家書中,她安慰母親:

「媽媽您不要煩惱,我們期待辦事清明的法官,給無辜的我們澄清這次遭遇的災難。我們是善良的人民,我們一輩子不敢做違背政府法令的事。」

字裡行間,仍相信司法終究會還人清白。

第四封信,她寫道:

「每晚夢見慈祥的媽媽跪在神前為兒女祈禱,我眼淚暗暗地濕透了枕頭。」

到了第九封信,信仰開始成為她最大的依靠。

她寫下:

「聖誕節來臨了,祈求上帝使我們明年可在家團圓。」

此後,幾乎每封信都充滿信仰的語言。她不是怨恨,而是不斷將希望交託給上主。

第六十七封信,她仍然相信

「願上帝的保佑及公正的法律,能賜給我們一家人無受冤枉地度過這一大苦難。」

然而,歷史沒有等到公正的法律。

1956年7月22日,也就是槍決前兩天,她寄出人生最後一封家書。她收到母親寄來的水果、魚鬆、肉鬆,高興地想起家中的果樹,也更加思念家人。

信末,她寫下最後一句祈願:

「我每清早如媽媽所囑讀聖經和祈禱,祈求神的恩待。願上帝的恩典降臨在我們全家人身上。阿們!」

兩天後,她被槍決。她始終不知道,那封家書竟成了留給家人的最後遺言。

白色恐怖如何製造冤案

回顧白色恐怖,我們不能只記住受害者,更必須追問制度如何製造迫害。

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》第十四條曾規定,沒收「匪諜」財產後,承辦人員可以獲得獎金。

當辦案可以得到金錢利益,司法便失去最基本的公正。

制度本身便可能鼓勵羅織罪名、製造冤案、擴大逮捕。

更令人痛心的是,警備總司令部裁撤前,大量銷毀檔案,使許多案件真相永遠石沉大海。

究竟多少人因為獎金制度遭到誣陷?多少家庭因此破碎?多少加害者藉由體制得到升遷與利益?許多問題,如今已無法完整還原。這也是轉型正義至今仍然重要的原因。

青島東路三號:一座民主的傷口

今日的青島東路,車水馬龍,許多人每日經過,卻不知道腳下曾是無數政治受難者生命最後的轉折點。

1949年至1967年間,青島東路三號是國防部軍法局與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看守所所在地。

在那裡,被捕的人只有幾種命運:幸運的人,被送往綠島服刑;不幸的人,被押赴馬場町槍決;更悲慘的人,甚至在看守所內遭凌虐致死。

施明德、黃華等民主前輩,都曾走過這座監獄。這裡關押的不只是所謂政治犯,更是許多知識分子、青年學生、教師、公務員、教會人士,以及所有敢於獨立思考、質疑威權的人。因此,青島東路三號不只是歷史建築,更是一座民主必須記憶的傷口。

記憶,是民主最深的守護

今天紀念丁窈窕與施水環,不是為了延續仇恨,而是拒絕遺忘。

真正成熟的民主,不是把歷史藏起來,而是願意誠實面對歷史。

因為每一個名字,都提醒我們:當司法失去獨立、當國家權力失去制衡、當思想自由遭到壓制、當人民因言論與信念被定罪時,再文明的社會,也可能迅速滑向威權。

德國神學家潘霍華(Dietrich Bonhoeffer)曾說:「沉默本身就是罪。」歷史也一再證明,民主從來不是自然存在,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氣與犧牲中建立起來。

七十年後,我們記住丁窈窕,不只是因為一位母親倒在刑場,更因為那位三歲女孩哭喊出的話,至今仍像一聲良知的呼喚:「我媽媽不是壞人!」

我們記住施水環,不只是因為她留下六十八封家書,更因為她直到生命最後一刻,仍然相信上主、相信公義終將來到。

願她們的名字,不只是歷史教材中的受難者,而是台灣民主、人權與信仰良知的見證者。當我們仍願意記得她們,威權就無法再次奪走歷史;當我們願意守護自由,民主才能真正代代相傳。